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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身处逆境 依然为红军发展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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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2-03-31 13:26
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一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一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上东华山后没有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这个宣言仍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四月十五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上东华山后,他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干多人。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这种主张,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但另一些人仍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他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的途中,向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在三月二十一日向中革军委报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时,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又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
  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到龙岩。""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
  四月十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
  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毛泽东为什么断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二十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
  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七月上旬在赣南、粤北的南雄、水口等地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有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只打成一个击溃战。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八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
。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革军委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在八月八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十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以迷惑对方,主力却秘密北上,经过一星期的急行军,到达乐安附近,对方还没有察觉。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签发训令,突然向乐安县城发起攻击。十七日,攻克乐安。二十日攻克宜黄。二十三日又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减)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九月二十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二十六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十月三日至八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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