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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故事

揭秘毛泽东遗体保存过程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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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遗体保存过程与现状

毛泽东遗容

  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前前后后也充满了斗争和风波

  1976年9月8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毛主席病危的消息。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等宴会结束,便向外宾告别,迅速赶回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地“202”。

  华国锋急速走进202的卧室,此时毛泽东已处于最后的弥留状态。华国锋随后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观察着医学专家们的积极抢救,直至看到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心电图显示成一条直线。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202”的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紧急磋商3个问题:(1)主席的后事;(2)主席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而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姚文元也跟着起哄。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议题了。后经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排除干扰后,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而“四人帮”这时却躲开了。他们有意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存心找茬:如果决定不保留毛 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但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如果要保留,一旦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 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曾同江青吵过。由于江青捣乱,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一直开到凌晨5点多钟才结束

  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政治局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举行1周的遗体告别活动,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以及各界代表,向最景仰的伟大领袖作最后的告别。鉴于毛主席遗体告别活动时间较长,一般的冷冻措施无法 确保遗体的完好,更主要的是为了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必须立即对遗体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

  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任务,马上下达到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接到任务后,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落实。

  刘湘屏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妻子。谢富治早年曾是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的政治委员,解放后授上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投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利用其公安部长的职权干下了不少迫害革命老干部的劣迹,成为“四人帮”的主要帮凶之一。1972年谢富治病逝后,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第一纪念堂的显著位置。“文革”结束后,他所犯罪行得到了清算。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谢富治的党籍,骨灰也被移出了八宝山。正是由于谢富治在“文革”初期的显赫地位,刘湘屏才得以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

  对于毛泽东的逝世,刘湘屏感到十分突然和悲痛。此时,曾长期与江青有密切关系的她感到脑子发木,对于此后的中国政局根本顾不得想,只想着立刻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刘湘屏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后,同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决定派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原中国医科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现解剖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徐静,1931年出生于吉林市人。大学所学专业为组织胚胎学,1956年赴苏留学。在苏学习期间,26岁的徐静以科学上的惊人发现,推翻了“成 年高等脊椎动物脑神经细胞不能分裂和再生”这一世界医学界公认了100多年的结论,从而轰动了苏联学术界,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 与科研工作,可以说,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9月9日凌晨2时,卫生部值班室秘书江焕波同志,火速驱车赶往西城的百万庄去找徐静。

  此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为了安全,北京市的不少人家还都住在楼间空地上搭起的抗震棚里。江焕波和司机在百万庄一带,心急火燎地在黑夜中摸索了2 个多小时,直至凌晨4时才找到徐静的住处。但由于他们彼此都不认识,江焕波又不能把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和盘托出,只好小心地问道:“是徐静同志吗?我是卫生 部的江秘书。”徐静点点头。

  “请跟找走,部里叫你去一趟,有紧急任务。”江焕波急促地说道。

  徐静没敢多问,只说了声“你稍等一会儿”,随后迅速回到房里通知了丈夫一声,便登上江焕波的车,消失在夜幕中。

  车速很快,在无人的马路上飞奔,向东单方向驶去。在车上,徐静努力猜想着可能接受的种种任务,但尚未来得及得出答案,车已经驶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大门。

  这时,天刚蒙蒙亮,只见刘湘屏正在院子里急得打转。当见到姗姗来迟的徐静后,她劈头就对杨纯说:“你们医科院真成问题,一个基层教研室的主任、 党支部书记,家中竟然不给安个电话?”徐静听后,只感到好笑:这位部长也真是够官僚的!别说装电话,有个窝住就算不错了!的确,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 “臭老九”,根本谈不上什么待遇。

  时间急迫,刘湘屏拉起徐静,换上自己的车,立即向西驶去。车子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北门,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徐静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地震后毛主席的新住处,对外代号“202”室)。徐静紧随大步疾行的刘湘屏,走进了里面一个不算大的房间。

  他们刚进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语调低沉地问道:“你是徐静同志吧?”

  徐静答道:“我是。”

  汪东兴坐下后招呼大家坐下,沉默了1分钟没有说话。此时,徐静感到屋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不敢往那想。

  终于,汪东兴说话了:“我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了,现在消息还没有公布。”

  听到这里,徐静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召集你们来这里来,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汪东兴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烧了。”

  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万一主席的遗体出点差错,我们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中央政治局。”

  说完,汪东兴望着徐静,又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吗?”

  徐静理了理自己的短发,努力使心情平静下来。她思索一会儿,提出3个要求:第一,需要回院和同行专家们共同研究方案;第二,要先看看毛主席遗体情况;第三,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必要的器械、药品。

  这3条都得到汪东兴的首肯:“完全可以,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随即带领刘湘屏和徐静走进毛泽东卧室。

  室内光线很暗,厚厚的紫色落地窗帘遮住了外面的阳光,室温已经被降得很低。毛泽东躺卧在大床的中央,身上从头到脚蒙着一条白色的毛巾被。徐静缓缓地走近床边,从侧面轻轻掀开毛巾被,仔细察看遗体的情况。

  这是徐静一生中如此近距离地见到日夜想念的毛泽东,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但20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她: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理智必须战胜情感。 现在自己面对的是领袖的遗体,稍有疏忽,就会给日后工作带来不可弥补和逆转的损失。此刻,最需要的是镇静、细心和大胆。她粗略计算了一下毛主席的身高,仔 细观察着皮肤有无损伤、褥疮等,轻轻地触摸了皮肤的弹性,轻轻活动一下关节,并一一牢记在心中。

  徐静顺便还看了一下毛泽东的居室,寻找着适合实施遗体防腐处理的房间。看后,认为卫生间条件还算好:既宽敞,又有上下水,只需经过严格消毒,即可在此进行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

  在返回医科院的路上,刘湘屏在车里悄悄地问徐静:“小徐,你真的一点不怕?”徐静没有回答,脑子里唯一考虑的是如何完成中央赋予的特殊任务。

  返回医科院院部后,刘湘屏与杨纯研究后确定,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就由徐静负责,张炳常和陈克铨同志参加,组成3人小组。此时,张炳常教授还在平谷县参加巡回医疗和教学改革。

  趁张炳常还未赶回的空隙,徐静前去拜访了她的老主任——全国著名解剖学家张鉴教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孙中山遗体的处理情况,之后又拜访了另一 位病理科的教授。由于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尚处于保密阶段,所以徐静只能拐弯抹角地向他们讨教,搞得这两位专家也十分不解:这个徐静,怎么一大早会问起这些问 题?

  小组成员之一的陈克铨年仅38岁,也是形态教研室的副主任,是新成立的3人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得到通知后,他用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备齐了必要的药品、器械,其中有些物品还是临时借来的。他仔细筛选,核对标签,清点数量,谨防出现差错。

  9时左右,张炳常也从平谷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离家数月的他顾不上回家,便直奔医科院院部而来。张炳常是1948年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才子。他一到,即根据多年的专业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商议,被确定为实施方案。

  还不到10点,徐静、张炳常、陈克铨携带药品、器械等已提前赶到中南海。

  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等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3位医学专家从未有见过这种场面,略感有些紧张。

  汪东兴让徐静谈一谈遗体保护的方案。徐静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做了详细的汇报,讲述了方案的依据、效果和实施的方法。

  政治局委员们听后,又就遗体保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询问:列宁遗体是怎么保存的?孙中山的遗体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为什么能保存2,000多年?世界上除了列宁、胡志明,还有哪一位领袖的遗体保存下来了?

  徐静等人根据平时对于这些问题的了解,分别做了扼要的回答——

  徐静在苏读研究生期间,对列宁的遗体保存稍有一点耳闻:列宁逝世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当时科学还不够发达,开始竟没有人敢承担保存列宁遗体 的任务。直到过了几天,哈尔科夫一位教授才鼓足勇气,将任务承担了下来。据说,对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还不是一次完成的,防腐和陵墓建设也是逐年完成。

  孙中山的遗体,听老协和医院的专家们说过,是由于脸上长霉菌而无法保存下去了。张炳常曾参加过马王堆尸体的考查,马王堆女尸2,000多年保存 完好,主要是在地下深埋,多层厚厚的棺和椁密封,形成了避光、避氧、低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对尸体长期保存很有利。世界上除了列宁和胡志明外,还有保加 利亚的季米特洛夫(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主席)的遗体被长期保存下来了。他们的保存方法如何?都是各自国家的机密,我们知之甚少。

  最后,张春桥站起身来,背着手,在两个沙发之间走来走去,拿出一种“军师”的架式,不是提问,而是质问。他指着徐静的鼻子问:“你究竟有多大的 把握?”这时徐静已经顾不得紧张了,她镇定下来,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们3人都是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师,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保存尸体和标 本,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尸体标本都有,只求不腐烂,而皮肤颜色、面容、体态都不重视,这种保存我们是有把握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主席遗体的保存大 不相同了,不但不能腐烂,还要栩栩如生,要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我们没有做过,也未敢想过。我们只能努力去探索。”

  华国锋听完情况汇报后,说:“政治局刚刚开过会,为了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长期保护好毛主席的遗体,世世代代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你们完成好这项任务,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汪东兴也说:“这是一件庄严的政治任务,你们一定要完成好,政治局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考虑长期保存。现在是20世纪70年代,你们一定要有志气、有雄心,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得比列宁的还要好。”

  最后,华国锋拍板说道:“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人们担心“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遗体处理工作的时效性很强,时间的稍许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方案一经中央批准,徐静等人便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实施方案之中。

  首先是各项准备工作。他们先对毛主席卧室的卫生间进行了彻底的清洁消毒,然后配制药品和摆放器械,并将操作台摆放在房间的中央,便于站在四面操作。

  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时,已是中午。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陪同他们去吃午饭。但由于仍沉痛于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之中,此时他们一点食欲都没有,有的喝了两口汤,有的吃了两根豆芽菜,张炳常根本就没有动筷子。随后,3人便急促地赶回房间,对毛主席遗体实施防腐处理。

  由于工作是在主席住处进行,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候在旁的周光裕大夫因熟悉情况,便成为他们的参谋和助手。徐静作为负责人,默默地告诫自己,一定要镇静,用沉着的态度来影响大家。

  他们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终于顺地完成了全部操作。这时时钟已指向了下午2点30分。

  9月9日下午做完防腐处理直至10日深夜,几位专家一直守候在遗体旁。他们仔细地观察着遗体的细微变化,如皮肤颜色,皮肤的韧性和弹性,关节的活动程度,眼睛和嘴的闭合情况,甚至颜面皮肤的纹理都一条一条的数过,并为长期保存做好了原始记录。

  这时,张炳常向徐静提出建议:“你看要不要把北京医学院的谭曾鲁主任请来看看?”徐静会意地点了点头。她了解张炳常的想法:现有的3人都来自一个单位,这些经验、措施和方案毕竟是一家之见。多一个人多一家的经验,既可集思广义,也好给3人“壮壮胆”。

  谭曾鲁,195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54年曾在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攻读解剖学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副主任,参加过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研究工作。

  不到1个小时,谭曾鲁便赶到现场。其实,谭曾鲁上午9点就已经奉命赶到人民大会堂待命。只因当时工作杂乱,无人接应,这才姗姗来迟。他一赶到“202”,便以专家的眼光仔细审视,用手触摸,作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对遗体防腐的处理情况满意,未提出任何异议。

  9月10日上午10时左右,曾在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女尸时,研究女尸长存不腐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王鹏程也赶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当日下午,工作人员重新量了主席遗体的尺寸,由红都服装厂的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浅灰色。经中央领导 同志审定,给主席穿了浅灰色的那一套。理发师小周同志则为毛主席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马燕龙技师为主席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

  当晚,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和一些首长在中南海“游泳池”,向主席遗体举行了告别仪式。整个过程中,江青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传“首长 要来”,周围的气氛马上变得严肃、紧张起来。约两小时后,江青身着黑衣,面遮黑纱,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冷漠地与大家握过手,什么话也没讲,一滴眼泪也没 掉。她在主席遗体旁摆着各种姿势,让摄影师杜修贤为她拍了照,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前后的表现十分不合常理。9月2日,毛泽东病情恶化,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始在他身边轮流值班看护。身为主席夫人的江青,对毛主席的病情却毫不关心。她不仅不守在主席身边,反而于9月3日乘专列跑到山西大寨摄影去了。

  9月5日,毛泽东病情笃重,处于病危状态。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非常着急,准备安排后事。晚间9点30分,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从大寨回京。江青却拖拖拉拉,直拖到9月7日才回到毛泽东身边。

  遗体防腐处理工作完成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976年9月11日至17日,毛主席遗体要移进人民大会堂,在这里举行群众吊唁、瞻仰活动。

  9月11日凌晨3点20分,毛主席的灵车来了。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毛主席遗体走出中南海,来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遗体被放在宽大的平担架上,由警卫战士抬着,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遗体在北大厅放定,专家们细心测定周围的温度、光照等。

  防腐小组的4位同志,也随着遗体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9月11日上午10时许,吊唁活动正式开始。

  吊唁的第一天,由于临时使用的棺罩还未做好,主席遗体是敞放的。按照专家的要求,启动了大厅内全部的风冷设备。尽管室温已降到了15℃以下,厅内的人穿着大衣还觉得冷,但对保护遗体来说,这个温度却远不够低。

  室温过低,吊唁的人尤其是体弱多病的老同志受不了;室温高了,对遗体保护又极为不利。这是一对矛盾。更要命的是,瞻仰人群每人都是一个散热体,军乐队又在现场演奏,铜管乐器中喷出的也是热气,再加上厅内的灯光热量,到最后恐怕连15℃也保持不住。

  “不行,这样下去不行!”徐静等人急了。中央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的同志听了他们的意见后,立即决定撤去乐队,改为播放哀乐录音;控制厅内灯光总量,除了保留遗体顶上的那盏大灯外,其他的灯尽量少开。

  在人民大会堂吊唁期间,华国锋曾在大会堂福建厅多次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情况的汇报。负责遗体保护的徐静参加了所有的会议。她回忆说:

  第二次会议,气氛就紧张起来,当我提到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时,话还未说完,张春桥、江青就出开了馊主意,要 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等等。不知他们安着什么心?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势必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显然是不可取的。接着,谷牧、顾明 等同志介绍了将进一步采取降温的措施,会议气氛才缓和一些。

  事后,谷牧副总理也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四人帮’破坏得很利害,他们不时地出难题,制造障碍,要是遗体真的保护不好,他们是要兴师问罪的。其实,兴师问罪倒是小事,如果搞不好,我们这些人怎么向下一代交代?”

  当时,我的思想压力是很大的。如果这件事情办不好,或者在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让“四人帮”抓住,我岂不首先成了罪人。这且不说,当时参加遗体保护工作的,大部分是“文革”期间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领导同志和专家权威,又将会株连他们,再次被打倒!

  而且当时把持卫生口的那位刘湘屏部长,特别爱制造紧张空气。她本人是外行,工作全靠黄树则副部长和吴阶平副院长,却经常当众训斥黄树则。有一天 早晨,她匆匆来到人民大会堂,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的遗体保护技术,外边全知道了。你们说说是谁泄密了?不然的话,就是工业口那些‘小修们’!”又有一 天,她又突然征求大家意见说:“我们这个队伍老的太多,是否掺掺沙子?可否考虑把上海×××赤脚医生请来。”在场的同志无人理睬她。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看不懂这段文字。所谓的“小修们”,是“四人帮”一伙看着谁都不如他们革命,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而“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 命”期间在农村推行的医疗制度,试想,遗体保护这样高难度的技术问题,农村的“赤脚医生”也能够干得了?然而在“文革”期间,这种用工农兵“掺沙子”的事 情却司空见惯,并且被认为是最革命的事情。

  此时,徐静等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有机玻璃棺罩的送来。

  就在9月9日下午,谷牧同志紧急召见了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韩伯平、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等同志,研究、解决关于制造能够降温、隔氧的有机玻璃棺罩的紧急任务。

  韩伯平同志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在人民大会堂群众瞻仰遗容期间,交给我们的任务有3条:

  一是要做一个玻璃棺,把遗体放在棺内,既能 瞻仰遗容,又能保护遗体。时间急(只有1天时间),无准备,只好找现成的,首先想到的是苏联1925年送给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我们立即赶到碧云寺,打开 一看,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使用。制造玻璃棺,时间来不及,又不安全。因此,确定做一个有机玻璃棺,但北京只有一个小厂生产有机玻璃板,最长的板只有1.6 米,需要2.2米长。北京有机玻璃厂的全体职工,眼含热泪,日以继夜,边试验、边粘接,把短板粘接成2.2米的长板。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只用十几个小时 有机玻璃棺就粘合成功。11日,工厂职工把玻璃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把伟大领袖遗体安放在棺内,使棺内成为一个“小环境”。

  二是要隔氧。北京氧气厂和化工系统对棺内进行了充惰性气体的工作,使棺内的含氧量降到遗体保护要求以下。

  三是降温。这是保护好遗体的重要条件之一。谷牧同志请来了各方面的制冷降温专家和北京市冷冻机厂、医疗器械厂等各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老工人, 采用了液体介质、气体介质降温,有明显的效果,但不稳定;北京市计委的谢飘同志和半导体专家们,又做出了半导体制冷降温的设备,综合降温,使棺内的温度稳 定在7℃到8℃,夜里可以降到6℃。当时我们心脏的跳动是随着棺内温度计的升降而变化的。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当时“四人帮”正在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夺权活 动,遗体保护得如何也是他们发难的借口之一。当时谷牧同志讲过,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当时的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同志也回忆说:

  那天中午吃了几口饭,我驱车到国家计委找袁宝华,走进他的办公室,谷牧同志也在。袁宝华神情严肃地对我说:“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毛主席的遗体 保护起来,让各界人士瞻仰。我们商定制作一个带有有机玻璃罩的棺体,把主席遗体安放在里面。”我接受任务后,跑到化工部展览设计室,同设计人员连夜赶制灵 床,很快成品就拿出来了。灵床四周雕有花纹,既美观,又大方。制作有机玻璃罩需要大块板材,现成的板材均不够尺寸。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东郊专门生产有机玻 璃的工厂,请他们协助。厂里的干部、工人同志加班加点,以惊人的速度连夜赶制出来。我早年是学化工的,随即想到医务人员提出的将主席遗体放到有机玻璃罩 内,保持低温无氧气环境的重要。我立刻去东郊氧气厂,请求厂家提供高纯度氮气。上述设备全部于9月11日凌晨准备完毕。科研人员还在灵床底座安插了胶皮 管,让氮气缓缓输入棺内,既保证了棺体的温度,又使含氧量降到最低点。

  9月11日午夜,毛主席遗体被放入有机玻璃棺中,专家们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成千上万的人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代表,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体前肃立、默哀,缓缓走过伟人身边。

  9月12日起,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张任恩、刘国诠、丁向东等同志来到人民大会堂,负责监测棺内的气体,预报遗体有无腐败物质产生,遗体的防腐是否彻底等,每天都有报表,及时向遗体保护专家们提供可靠的数据。监测结果表明:棺内条件完全符合遗体保护的要求。

  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副主席到了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 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又说:“自9月9日以来,你是日夜操劳,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

  汪东兴对叶剑英说:“事情的确多得很,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的来信来电像雪片一样。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去越南取经的专家尚未回来,预计遗体保存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9月13日,党中央成立了以华国锋为组长的“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是领导小组的执行机构,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担任办公室主任。它是一个总揽全局的具有权威性的办事机构,凡属有关毛主席遗体保护和纪念堂建设的决策性意见,都从这里产生;一切组织措施和工作落实的 “命令”,都从这里发出。

  办公室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鉴于当时凡属涉及毛主席后事的任务都须高度保密,为对外联系方便,办公室对外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简称“九办”。实际上国务院并没有第七、第八办公室,之所以定为“九办”,可能与毛泽东9月9日逝世有关。

  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的第3次会议,是听取赴越南考查小组的汇报。那是毛主席病逝后,征得越南党和政府的同意,我国派出了以北京医院院 长林均才为团长的6人代表团,赴越了解和学习胡志明遗体的保存情况。林均才同志在抗法战争时期,曾经聘任过我国驻越南的卫生顾问。不巧,他们未能看见胡志 明的遗体。虽然据越方解释说,是因为正在一年一度的大修整而不能参观,但是联系到当时越南党和政府的亲苏反华态度,其背后的原因可想而知。

  吊唁活动持续到17日,首都先后有30多万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各族各界群众和党政机关干部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伟大领袖,瞻仰遗容,寄托自己的哀思。

  经过十几年努力,现在宣布“完全可以万无一失地长期保护下去”

  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已经落成,水晶棺也移入瞻仰厅,在各种专用设备的试运行均已达到满意效果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把毛主席遗体移入纪念堂。  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已久的时刻。对于如此重大的举动,必须准备相应的一套万全措施。

  领导和专家们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了万无一失的转移方案。谷牧、顾明于8月16日向中央写了正式报告,提出“要抓紧抓细,一丝不苟,确保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而在此之前,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着。

  以生产“解放牌”卡车和“红旗牌”轿车而闻名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已用半年时间,把一辆红旗牌轿车改装成遗 体运输车。遗体运输车车身为黑色,长6.08米,宽2.99米,高1.65米。根据保温要求,车内分前后两室:后室装有制冷设备,用来安放金属棺;前室可 乘坐3到4人,装有温控装置。

  中央警卫局毛维忠副局长亲自带领中央警卫团的司机察勘运输路线。司机在这条路线上也经过了反复演练,对于整个路线,包括它的每一个转弯处,乃至马路上每一处不平的地方,都摸得一清二楚。

  整个遗体转移工作,由黄树则、林均才、吴阶平、李志绥、徐静、毛维忠同志负责。参加遗体转移的还有吴蔚然、谭曾鲁、陈遥良、王植南、陈克挂、张任恩、丁向东,以及中央警卫团的陈长江、王祖培等人。

  1977年8月20日凌晨1时40分,运载毛主席遗体的车辆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司机聚精会神地驾驶着车辆,穿过每一处不平的路面,平稳地驶向毛主席纪念堂。整个转移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毛主席遗体移进纪念堂后,经过短暂的适应性处理,于当天上午11时升入瞻仰厅水晶棺瞻仰的位置。

  从此,大本营设在二里沟新疆驻京办事处的卫生保护组,胜利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几十名专家奋战一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实现——毛主席遗体安卧在晶莹剔透的水晶棺中,让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地永远瞻仰。而党和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住他们的功勋。

  毛主席纪念堂组建管理机构时,正式设立了卫生保护室。这是直接从事遗体保护工作的专门机构。虽然卫生保护室的行政管理属纪念堂管理局,但它所从事的遗体保护任务,却直接向中央领导小组负责。

  这个室的工作人员由遗体保护专家和卫生技术人员组成。已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的徐静兼任该室主任,张任恩、张炳常、谭曾鲁教授均为副主任,该室工作人员则有陈克铨、孟洪德、刘国诠、丁向东、江焕波、魏建议、吴全生、张连业、张华等。

  徐静博士自从领受毛主席遗体保护任务后,便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全部的爱和绝对的忠诚,都投入到了这一神 圣使命之中。她先后担任过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共16年。直到1993年5月,身为全国人大常委的徐静虽然从局长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仍然担任着 纪念堂管理局的特邀顾问。用她本人的话说:她是毛主席纪念堂的人,她的心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纪念堂,离不开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

  而纪念堂卫生保护室的所有同志也都像徐静一样,一干就是十几年,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遗体保护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不允许半点疏忽和失误。当时负责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和纪念堂建设工程的谷牧同志,曾对他们讲过:

  遗体保护是核心,前线在这里,必须要做好。这个任务不同寻常。如果说我们搞建筑工程,搞不好无非是多作几个方案。多画几张图纸,大不了推倒了重 来,而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却不能这样,保护不好是挽回不了的,是不能“推倒重来”的。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盖那么大的纪念堂还有什么用?!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卫生保护室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们,在日常保护工作中都是慎之又慎。为此,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每项措施都 研究得极为详尽,每个环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对于应用到遗体保护上的措施,他们规定了“三不用”,即:未经科学实验不用,不是确有把握不用,未经领导批准 不用。他们就是凭着这种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做到了“一丝不苟,万无一失”。

  中央要求,要世世代代把毛主席遗体保存下去。他们的工作也将一代一代地接续下去……

  多少年来,毛泽东遗体的保护情况,始终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一直负责遗体保护工作的徐静,就曾收到过无数封人民群众的来信,询问这方面的情况,表达对于遗体保护的关切之情。

  一些国际友好人士对此也很关心,有的还特意到毛主席纪念堂来,要亲眼看看遗体保护情况。国内外报刊杂志也不时从不同侧面报导过一些情况,个别的还不负责任地做出了负面报导,从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1983年12月,在毛主席诞辰90周年前夕,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博士向记者发表谈话,首次对外披露:毛主席遗体保存情况良好,已处于 完全稳定状态。她还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会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万无一失地保护好毛主席遗体,管理好纪念堂,并且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前来瞻 仰参观。

  消息发表后,在城乡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群众纷纷来信,表达了他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和敬仰,并且感谢毛主席纪念堂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辽宁一群众在来信中写道:

  我以极度兴奋的心情听完徐静同志讲话,一下打消了我许多不安的心情和疑虑,感到由衷的欣慰。我有一个终身不移的心愿,就是将来有机会去瞻仰毛主 席遗容,以表达我这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心。当然,更要紧的是要遵照他老人家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工作。你们把毛主席纪念堂管理的那么好,真叫人 感激,我感谢你们辛勤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1989年3月,徐静博士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传言和误解,再次对中国新闻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

  毛主席逝世后的遗体防腐处理是及时的、科学的、可靠的,为长期保存打下了良好基础。现在的保存状况非常好。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除吸取了以往医学 中有关尸体保存的经验外,还吸收和借鉴了西汉古尸的保存方法和研究成果。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尸出土后,周恩来总理曾调集全国许多学科的专家 成立了研究小组,对属于中国文化一部分的西汉古尸保存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提取的棺液进行了科学的化验分析。西汉古尸之所以2,000多年保存完好,主 要是深埋、低温、避光、避氧和采用许多中草药材。它的研究成果已被应用到毛主席遗体的保护上。当然,我们所采取的低温、避光、避氧等措施,是通过先进的现 代化仪器仪表来实现的。这正是我们的独特之处。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主席遗体比过去“缩小”了、“变色”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遗体保护专家和卫生技术人员,对毛主席遗体的身长、体重经 常进行精密的监测。大量的测试数据表明:毛主席的遗体并未缩小,体重并末减少,颜色没有变化。但瞻仰者为什么会有那些感觉呢?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研究人员 认为,这是由于人们的视觉差异引起的。遗体与宽阔的瞻仰厅的空间比例,瞻仰者与遗体的距离,立姿与卧姿的高度差异,容易使人产生“小”的感觉,实际上遗体 的身长、体重并无变化。至于说到“变色”就更不准确了。人死后的肤色是无血色的灰暗色,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但是,毛主席遗体的面部颜色,是来源于灯光的效 果,颜色黄一点、红一点都是通过特制的灯光调节的,我们称之为“彩色配光整容”,并不是遗体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1990年10月,毛主席家乡湖南省委《共产党人》杂志社的两位编辑,专程到毛主席纪念堂采访,关切地询问毛主席遗体的保护情况。徐静局长为此撰写了《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一文,向哺育、造就一代伟人的湖南人民汇报。文章写道:

  大家知道,1976年9月9日凌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全国各族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在这极端严峻的形势下,我受命担 负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要求做到长期保存,万无一失。这无疑是个非常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我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从毛 主席逝世的第一天起,我和我的同事们就专心致志地为保护好毛主席遗体而努力工作,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日夜守护在毛主席的身边。如今14个 寒暑春秋已经过去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毛主席遗体始终处于良好状态,现在保存情况非常好,他的身高、体重、形态、肤色都没有变化,仍如他老人家临终 时一样,还是那样亲切安详。这是可以向湖南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告慰的。

  1993年,准备从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位置上退下,但仍担任纪念堂管理局特邀顾问的徐静,再次就全国人民所关切的问题作出回应:

  如今,17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郑重宣告:现在毛主席遗体保护得非常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可以万无一失地长期保护下去。实践已经证明,我们 对毛主席遗体保护所采用的方法,是独特的、科学的、可靠的,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国科学领域中——医学 的、化学的、物理的多门类学科大协作的结晶,是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党中央、国务院对毛主席纪念堂非常关怀。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万里、李鹏、乔石、李瑞环、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姚依林、宋平、王震、薄一 波、胡乔木、谷牧、方毅、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来毛主席纪念堂参加重要的纪念活功,检查指导工作,给予我们很多宝 贵指示和支持。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嘱咐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遗体保护好,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关系人民团结、国家稳定的大事,是不能有任何差 池的。中央书记处曾专门讨论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胡乔木同志,生前多次来纪念堂检查指导工作,宏笔题词要求我们要“满腔热忱,勤勤恳 恳,做好纪念堂管理工作”,热情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是光荣的,党和人民感谢你们。”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指示,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和力量,激发了我们纪 念堂工作人员的责任感。人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毛主席纪念堂的全体工作人员,是不会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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