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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故事

毛泽东早年曾在洗衣店为人洗衣服谋生

作者:佚名   来源:凤凰网   阅读:74   评论:0

毛泽东早年曾在洗衣店为人洗衣服谋生

陈晓楠:“五四”之后中国热情拥抱马克思主义的人群当中,以小知识分子居多,如果放在科举时代,他们是根本无力决定,甚至根本无力过问国家命运的,但民国以后民权意识的觉醒,言论的宽松都让他们有了过问政治的勇气和可能。

“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们赤手空拳,竟能使无政府妥协,这更让很多政治团体都看到了青年学生的巨大力量,有人就提出了“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的口号,而这个时候在青年中流行两个社会运动,“工学互助团”和“勤工俭学”,这两个运动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是改造社会的起点,毛泽东就参与其中。

解说:1918年4月4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瑜,在湖南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他们三人都来自湖南第一师范,是毛泽东后来岳父杨昌济的得意弟子,当时被人称为“湖南三杰”。

“新民学会”当时并不激进,其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而毛泽东等人受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深刻,毛泽东日后这样回忆。

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王外马甲(民间学者):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理想,都是消灭国家和消灭政府的,因为大家选择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如何达到那个目标,它有先后之分,无政府主义者呢他是主张用这个分权的自治的独特的方式,人格独立的方式达到消灭政府的目的,共产主义是强调联合起来去消灭政府。

解说:“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虚无和无法无天,而是互助、自治、反独裁,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他们一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留学欧洲,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和学业。

当时,科举已废除了十余年,大量无进学机会的青年闲置在乡,“勤工俭学”的号召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一条摆脱困境的捷径,湖南“新民学会”的萧三回忆。

湖南一般愿意上进的青年,在中学毕业后就都以无力升学为愁,看到了“勤工俭学”的宣传品,穷措大也能出国,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顾则徐(民间学者):组织去法国留学的时候,启动比较早的是四川,但是呢在湖南,就是那个杨开慧的父亲,他知道了以后呢很着急,所以他就写信给蔡和森,叫蔡和森组织人,快抓住这个机会。

解说:随后,“新民学会”便开始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即是送这些准备赴法的青年来学法语的,而他本人也曾一度想一起去法国,但却阴差阳错地错过了,萧瑜这样回忆。

首先是路费问题,毛泽东一文不名,船费虽然减低到一百大洋,但对他来说仍然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毛泽东无钱赴法,只有送同乡从北京到上海,一路上再找别的机会。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可是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

在上海码头,毛泽东只能怅然地看着自己组织的同乡们登上法国邮船,这船上有他在“新民学会”的挚友蔡和森、萧瑜和萧三兄弟,萧三这样回忆。

毛泽东早年曾在洗衣店为人洗衣服谋生

毛总到码头上来送行,高高的太阳照着黄埔江的水浪,使得即将远离祖国的人们和送别的人们都不能抬起头来,久一点互相凝视,只见穿着浅蓝布大褂的毛泽东,向船上的人招招手,不等船开便折身上坡,投到叫闹拥挤、万头撺动的人海中去了。

王外马甲:他没有去留学,但我们说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穷,他跟一般的底层的比,他算是富裕的,但是他达不到有能力出国的那个条件,我还是坚持认为,他有他主观的原因,因为以毛泽东的能力来讲,下定决心要想去,他还是去得成的,去法国总比上井冈山容易吧。

他选择没去,他并没有选择回到的,或者生活更有保障的湖南老家,当他把这些朋友送上船之后,他甚至也没有留在上海,他在上海送他这些朋友上船的,他选择的去哪里呢,他选择去北京,那么北京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一个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这个思想爆炸的这么一个爆炸场。

解说:毛泽东最终留在了北京,准岳父杨昌济时在北大任教,便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工作,李大钊当时掌管着北大图书馆,毛得到了一份助理员的工作。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的月薪是八块大洋,而李大钊是一百八十块,教授胡适是二百八十块,文科学长陈独秀是三百块,这还不包括他们的稿费收入。

王外马甲:毛泽东每个月拿八块钱的这个工资,这个工资基本上就是当时北京的一个保姆的工资。

解说:毛泽东日后这样描述当时自己每月八块钱的生活。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顾则徐:在中共的组建时候的人群来说,主要分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像陈独秀、李大钊这种,那么这些人呢比较小康,甚至比较富裕的生活,第二种类型呢,以张国焘他们为代表的,这批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当时是机遇太多,大学生太少了。

那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像毛泽东他们这种类型,是知识青年,但是呢他的文凭吧很低,发展呢,他可能有机会,但这种机会是没有任何把握性的,特别是对一个比较有雄心的人来说。

解说:当时,大知识分子们的自傲,常令毛泽东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他自己日后这样回忆。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顾则徐:就是一个中学生他所读的书,并不见得比一个大学毕业的人读的书少,无非是你读得深点我读得浅点,形成一种思想的时候,大家没什么大的区别的,那么你毛泽东之所以只能师范毕业,因为你数学读不好,那毛泽东他是典型就是文章是好的,但其他不行啊,那么如果光靠文章的话,那他的出路很局限,已经不是古代了,可以走谋士道路啊,你再文章好文章治天下,那现代社会了。

王外马甲:但是他写文章在湖南长沙那些地方写文章算写得好的,到了北大这种精英荟萃之地,写文章他可能写得过物理系的学生,他绝对写不过文史专业的这些学生。

解说:社会地位的卑下,工作中的失落感,时刻包围着毛泽东,他的挚友萧瑜回忆。

因为毛泽东当时仅系图书馆的一名工人,而且未在北大注册,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他的存在,这样毛泽东便以他的处境看,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位置,于是几个月后他决定离开。

王外马甲:整个北大的圈子都没有让毛泽东融入进去,它虽然是个新式大学,在里头的人他还是按照过去传统的文人的概念来决定自己的圈子的,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有多么的委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要寻找到自己的长处,他从这里离开以后,他找到了自己一个最强的一点,就是他的组织能力,毛泽东他是一个一定要由他来组织,由他来谋划,由他来领导别人的人,有些人是天生协助别人的。

解说:就在毛泽东离开北大时,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推动的社会运动,正在中国展开,当时很多无政府主义青年,都向往着成立一个共同生活的组织,消除私有财产,让每个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919年冬天,这种假想成为了现实,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人物的鼓励和资助下,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出现了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在1920年五六月间,也在上海参加了工读互助团。

顾则徐:那么我们中国呢,文化血液当中又缺少一种社团性质的苦行僧行为,在欧洲它具有这种文化传统,基督教的传播它就是一种社团形成的,大家具有共同理想,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是由社团慢慢来的。

解说:但从校园走入社会,反差是巨大的,台湾学者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中这样描述工读互助团的生活。

他们开始实践新生活后,迅速发现自己赚钱的本领实在有限,只能洗衣服、做女红、放电影、开饭馆,由于未具备专业水准,工作比不上专业工人,有时反而变成抢贫苦工人的饭碗,有的工读互助团坚持时机比较久的,但顶多也不过一年。

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

顾则徐: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对他来说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我去帮他们,他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这是我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和目标,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他不是,中国是种救世主想法,我知识分子去跟工人,去一个洗衣服,一起去洗衣服,哦我是帮他,他不是我就应该是这么生活的。

解说: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失败,让像毛泽东一样的有志青年挫折感极重,他们有澄清四海,改造世界的志向,面对现实世界却有志难伸、四顾茫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让他们对那个时代充满愤恨,他们认为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顾则徐:那么这种道理走不通怎么办呢,我无法用无政府主义这种身体力行“勤工俭学”等等去改造社会了,因为他想到这不是我应该怎么样,而是我去改造社会。

解说:1919年夏秋之际,毛泽东还是一个反暴力、反强权、厌恶、炸弹革命”和“有血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到了1920年,他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韩钢(专家):早年这一批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批人,大概只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这批青年其实构成的主要还是一些小知识分子,或者说底层知识分子,这批人的生活境遇和生活环境,显然都是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他们希望能够有一种释放,所以在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生活境遇的压迫在里面。

陈晓楠:在1919年和1920年两年时间之内,有两千多名中国青年学生,志愿加入了“勤工俭学”行列,其中呢以湖南人和四川人最多,很多人呢都是因为“五四”闹学潮而失去了继续求学机会的那些激进的学生,毛泽东本人没能成行,只能目送他的挚友们出洋,那么那些出洋的学生们在法国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解说:早期中共党员留法学生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19年到1920年的留法同学。

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约有三千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喊叫的。1920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

王外马甲:真正去法国的这些人呢,反而我们很少看到他在去之前,就有追求革命理想的这种企图,他的家庭背景都相对来说比一般的或者绝大部分中国人要优越,那么我们知道去法国的最苦的、最可怜的邓小平,邓希贤同学,力气又小,个子又小,年龄又小,他后来总结的就是说,他去法国之前他是过着少爷的生活的。

解说:多数“勤工俭学”的留学一到法国,几个月便用完了带来的钱,留法学生中最小的是只有十六岁的邓小平,其父在家乡做过县团练局长,家境殷实,但为了让儿子出国,千方百计才凑够三百元,邓小平念了五个月法国中学,就被迫辍学,偷偷离校到外面打工挣钱。

刚刚经历了一战的法国,工作很难找,即使侥幸找到工作,留学生们也发现自己体力难以胜任。

其他如捡马粪、收垃圾、削马铃薯等工作,不但斯文扫地,得仅供温饱,只能靠吃面包喝白开水度日。

王外马甲:那么刚好又碰到这一帮人,又是小康人家的少爷,或者类少爷这么样的人,他又不屑于去做这样子,或者也做不了那样的事。

解说:部分学生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借住在华侨协会的院子中,郑超麟回忆道。

地窖里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搭了布篷,布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喧哗吵闹引起隔壁邻舍联名请求警察局干涉,某办事人有一次训话说,邻舍告我们中国人不爱干净,谁敢说我们不爱干净呢,抽水马桶板上潮了,后来的人就不肯坐只肯蹲,但蹲破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房门口向里小便,房门口也潮了,现在的人索性在走廊里小便了。

“勤工俭学”学生多是国内闹学潮的健将,现在既然工不能勤,学无从俭,一股怨气自然要找个地方发泄,留法学生曾数度包围中国驻法公使馆,1921年9月愤怒激进的学生们,还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建筑,结果103名示威学生遭逮捕。

参加里大围攻事件中的一个著名人物便是周恩来,他曾是“五四”学潮的天津学生领袖。

顾则徐:就周恩来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就是他能够把书读得很好的人,他喜欢的是写文章,还是跟毛泽东他们差不多,帝王之学、政治学、伦理学这些东西,出国以后周恩来开始想,想好好地做点学问了,搞研究了,但是呢经济又无法支持,再从英国返回来,加入了“勤工俭学”的队伍,就非常不得志。解说:留法学生中年纪最小的邓小平,也参与了里大的围攻行动,幸而他与周恩来都未被遣送回国,此后他们的活动转入地下,创办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刊物《少年》,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对这份刊物极为认真,被冠以油印博士的“荣誉”。

王外马甲:生活受了窘迫,这种窘迫就直接把他推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阶层,他遇到了一个中国从来没有过的阶级,这个阶级就叫做工人阶级,法国巴黎公社是一切共产主义的源头的地方,共同去感受它的动力,是一种刺激之后,强烈刺激,像电击以后一样的启发,这种启发是极端深刻的,而且是会让人脱胎换骨的。

解说:在留法学生中,还有一位代表人物,他便是和毛泽东共同创建了“新民学会”的挚友蔡和森,蔡和森到法不久就改变了自己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被列宁身上那种清教徒的精神所强烈吸引,特别是当他知道列宁只有一万党徒就夺取政权后,更加崇拜得五体投地。

“新民学会”的另一位创始人萧瑜这样形容他。

蔡和森的法文水平虽然甚差,但他却天天手拿着字典来阅读,由于他不能完全看懂,因此在翻译上他便弄出许多错误,但他对这种错误却不承认。

韩钢:对,他根本不懂,就“猛看猛译”嘛,我们引得最多的就这四个字嘛是吧。接受这种理念他很急促,他这个弯啊一下就转过来了。

解说:蔡和森的转向很快引发了留法“新民学会”内部的分裂,萧瑜曾多次与蔡和森辩论,萧这样回忆。

我说我原则上同意应推翻资本主义,但我绝不盲从俄国共产主义的理论,蔡和森说,俄人的整个计划一色具备,且已写在白纸黑字上,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做其他尝试呢,我已经写信给润之(毛泽东),告诉他我的想法,他一定会同意的。

此时,毛泽东在湖南接到了蔡和森的来信,他对蔡和森的转向确实表态赞成。

韩钢:所以你看五四时期这批青年啊,他有个很大的变化,原来崇尚改良的现在崇尚革命,原来崇尚渐变的现在崇尚骤变,原来崇尚这个温和的,现在崇尚暴力,其实都是因为,因为马克思这样一个政治理念,让他们觉得管用,说的通俗点就是管用,立竿见影。

解说:王来棣老人1956年接受中科院历史所的任务,曾采访过三十多位中共早期的创始人,当年参与“勤工俭学”的一些当时人曾这样描述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王来棣(《中共创始人采访录》作者):当时有五条路,最后选择的是俄国的路,都年轻人嘛,就是越激烈越来劲,也痛快,一下子你看到苏联,一下子把那个旧的政府推翻了,自己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刘刚(《通往立宪之路》作者):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啊人生而自由,这种冲动,个人主义的冲动,个人本位的追求,每个人的声明一个阶段上都会表现出来不可遏制,国将不国的状态下,它肯定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发现个到处四处碰壁以后,个体像个没头苍蝇,再这样的一种文化里面,到处乱碰,你不能安身立命了,那怎么办呢,它非要找一个东西,要有所着落,帝王将相那个王朝不存在了,这个都不存在了,你说它附到哪去,告诉它“一声炮响”送来了,还有一个“阶级”,有一个明确的东西,这个有这个“阶级斗争”,人这个社会是分成阶级的,它就自觉的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阶级上面去安身立命。

王来棣:“新民学会”里面也有不同的看法。

解说:曾与毛泽东、蔡和森共同参与创建“新民学会”的萧瑜,并不同意蔡和毛的转向,“新民学会”的分裂在所难免,1920年萧瑜因事返回中国,在长沙他与老友毛泽东相见,两人发生了多次争论,萧瑜这样回忆。

我说我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俄式共产主义却使人失去了自由,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权力太强大了,而个人却微不足道,毛泽东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如果必要的话,他必须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

萧瑜认为苏俄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新式的科学的专制,而毛泽东则认为,领袖的权力多事情容易办,为改造国家国民必须作出牺牲,而萧瑜说。

我告诉毛泽东,我不同意牺牲一部分人,去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我也不同意为了未来一代的幸福,而在某种范围内牺牲个人的观点,他回答说,如果我们在这种事情上太注重感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实现不了。

两人各持己见,争论得极其痛苦,萧瑜多年后回忆。

我们常常彻夜长谈,以致忘了睡觉,有时我们的谈话弄得两人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因为我们无法找到相互协调的基调,如此循环,笑笑哭哭,哭哭笑笑,好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螺旋。

陈晓楠:不久之后毛泽东接到了陈独秀的信,开始在湖南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样受陈独秀的委托,张申府也在1921年在欧洲组织了旅欧中共小组,从“工读互助团”和“勤工俭学”的失败,到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的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彻底改造社会的方案。

虽然苏俄的革命充斥着流血和暴力,但对一些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它却是唯一的道路,没有一个强调集体、纪律和服从的组织推动,无政府主义的美好理想一千年似乎也实现不了。

那么新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如何结束其成员自行其是的状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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